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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仁波齐、阿凡达都算绿色电影?不应该只是《动物世界》么?

发布时间:2017-08-03

撰文 | 汪韬    视觉 | 王江涛     统筹 | 何海宁   转自|千篇一绿

让29岁的导演刘心感到意外的是,即便是年轻的朋友,看到他的影片后也常常建议:“要是有赵忠祥的配音就好了。”

 

“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看超级英雄救地球,但是也一定有人想看普通人去拯救他们的内心。”《冈仁波齐》出品人包晓更说,“人对山的朝圣就是人对自然的倾诉。”

 

纪录片《自然北京》展映之后,有观众建议导演耿栋,应该拍点好天气。“我觉得正好,这就是真实的北京。”

 

“天黑请闭眼。杀手开始行动。死者被以极其残忍的手法杀掉。她的孩子们也很快随着她一起死掉。”

 

灯光亮了,各方陈述和辩解。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子忽然被众人指认为杀手,因为他把玩的手串是象牙制品。

 

“当你购买和使用野生动物制品,就和真正的凶手没有差别。”2017729日,首届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上,逼近40摄氏度的上海,这个两分钟的公益广告让人后背一凉。

 

提倡动物保护但并没有动物出现,绿色电影,这个没有标准定义的概念也正从自然纪录片扩展开来,剧情片甚至动画片都可带有绿色元素。更重要的是,影片拍摄、观赏过程也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电影这种全球通用的语言正在引导人们的绿色生活方式。

不只是《动物世界》

 

29岁的导演刘心感到意外的是,即便是年轻的朋友,看到他的影片后也常常建议:“要是有赵忠祥的配音就好了。”

 

这也是很多导演的困惑。在和中国观众介绍绿色电影时,都要着重强调,《动物世界》并不是中国的片子,类似的片子也不是都需要旁白。“有时候我不想配音,就想表达自然的声音。”刘心说。

 

绿色电影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自然纪录片,尤其是《动物世界》。

 

刘心毕业于法国梅尼古特动物电影学院,1985年起,梅尼古特镇每年举办国际动物与自然电影节,3万观众和志愿者开着房车来到这个没有宾馆、咖啡馆的小镇,被誉为绿色电影盛事中的“小戛纳”。

 

这里也是本届绿色电影节的灵感来源。绿色电影周执行主席素娃在法国意外发现了梅尼古特镇这个电影节,回国后就想着手建立类似的电影节,2007年,终于落户在发现了第一只大熊猫的四川雅安。

 

动物与自然电影节举办了9年后,地点搬到了上海,概念也扩展为绿色电影,从《海洋》《迁徙的鸟》等自然纪录片到《美人鱼》,甚至《阿凡达》等商业电影,都被划入范畴。

 

在北京小土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良兰分享的绿色影视产业数据分析报告中,绿色电影在整体电影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2014年以来的国内绿色电影票房排行分别是:《美人鱼》《疯狂动物城》《侏罗纪世界》《金刚:骷髅岛》《功夫熊猫3》《奇幻森林》《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黎明之战》《狼图腾》《一条狗的使命》。

 

对于诸多资深电影人而言,绿色电影这个词是第一次听说。在此次电影周的论坛上,对绿色电影的定义讨论也最多。

 

“电影里面有一点自然,就变成绿色电影?我觉得这不太讲逻辑,因为每部电影都会谈到自然。”参与《迁徙的鸟》制作的法国著名制作人贝尔纳·罗兰在论坛中发言道。

 

而素娃觉得此次电影周后,自己获得的领悟反而是对绿色电影的理解。“这些电影是不是绿色电影还有争议,但是里面的内容是我们对于生活的认知,让我们有所思考,对我来说,这就是绿色内容。”

 

这也是梅尼古特动物电影学院老师伊夫马赫·西华特的观点。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阿凡达》这种商业大片拍摄虽然耗费了很多的资源,但传达的环保理念,比某些纪录片还要多。

体现“人”

在电影周上,《看电影》杂志主编阿郎分享了一个段子:2016年的丝绸之路电影节上,获奖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以一种玩笑的方法定性了:如果是剧情片,女主角雪豹达娃是可以来走红地毯的。

 

后来,导演陆川痛苦地和他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这应该是一个剧情片。”

 

其实,即便是在法国,自然纪录片也偏小众,盈利不多。相较于高昂的制作成本,伊夫马赫记得《海洋》在电影票房上并没有获得很多收益,仅靠后期的DVD销售赚了些钱。

 

梅尼古特学院每一届只有十多个学生,全校加老师一起也就三十多人。伊夫马赫表示学校并不会扩招,“我们希望学生为了自己而工作,而且这个行业的就业需求也没有那么大。”曾经有中国代表团想派学生来学习,问“100人可以吗”,学校负责人直摇头,“最多3个”。

 

刘心是学校第一位中国学生,他陌生的亚洲面孔一度引起了当地人的好奇,还上了当地的报纸。

 

学院的课程并非理论教学,而是由《海洋》等最优秀影片的一线导演、摄影师来实地授课、拍片,“再烂的想法,老师都不会否定,而是往好的方向引导。”刘心觉得自己“从未如此认真学习过”。

 

他也有自己的总结。法国的自然电影大致可分成三类,《海洋》这类可上院线的属于第一类,但也“屈指可数”;第二类是电视台拍摄的电影语言纪录片;第三类是年轻导演跟协会、环保组织等合作拍摄的片子,传播力度和范围就相对较小了。

 

在中国而言,第一类上院线的自然电影更少。2016年上映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票房不错,但是拍摄团队主要是外国人。第二类的在央视等电视频道有一些,第三类的也有,比如前述的《谁是凶手》短片就来自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

 

一直以来,受众觉得自然影像离自己很远,越来越多的导演希望在绿色电影中体现“人”。

 

除了动物,在中国,讲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故事越来越多,在本届电影周中就颇有代表性,关于藏区、青藏高原动物的影片尤其多。

 

“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看超级英雄救地球,但是也一定有人想看普通人去拯救他们的内心。”票房近亿的文艺片《冈仁波齐》出品人包晓更在电影周上说,“人对山的朝圣就是人对自然的倾诉,我觉得它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绿色电影。跟每个人都相关,不应该是小众的。”

 

《最后的沙漠守望者》讲述了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的克里雅人的生活:放牧、上学、结婚、生子、死亡。在拍摄之前,导演沈鹏飞先用人类学的方法,带着动物学家一起在当地做了调研。

 

人与自然是怎样的关系,沙进人退,是留下还是离开,对故土难分的情感在片中并未极力渲染。影片的结尾,一个小男孩说自己长大了想当司机,把县城里的好东西都拉回来。

 

“在沙漠,这个被认为是生命禁区的地方,我只是把当地的普通人生活告诉大家,我希望我们的视角和村民自己拍的一样。”

 

这部影片在北京首映时,片中记录的当地第一个大学生库尔班汗被请到了现场。从她沙漠里的家乡到最近的县城,要在沙漠里驰骋15小时。这也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京。当被问到家乡时,她在现场落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60多岁的买提库尔班,是达里雅布依唯一一个还会赶着羊,徒步7天7夜,去县城巴扎上卖羊的牧羊人。


 

最熟悉而又陌生

 

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球38个国家的137部影片,其中近三成是中国影片,不少导演还是85后。

 

作为坚持到第十年的电影节,素娃发现中国影片的质量在提高。“年轻人的思维和过去不一样了,讲故事方式有变化。”

 

绿色是专业的,但要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受,绿色又要是时尚的。“我们不想教育,大家能爱上周边的花花草草、城市的绿色也就可以了。”

 

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后常发现,自己和国外同学不同,看到动物,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吃。

 

“猪的哪个部位好吃,我们都能倒背如流。”刘心入选的短片《同类》,讲述的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猪:有猪圈遮挡风雨的小家猪和森林里自由奔跑的小野猪,它们长大后,殊途同归:家猪进了屠宰场,野猪被猎杀。影片中,一对双胞胎小男孩一边啃着猪排,一边看着电视里的野猪纪录片,浑然不觉得二者其实是同类。

 

双胞胎男孩隐喻了家猪和野猪?导演你现在还吃猪肉吗?刘心觉得这个开放的结尾就是让观众有自己的思考。“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也喜欢大家的延伸,看到别的东西。”

纪录片《自然北京》展映之后,有观众建议导演耿栋:“你们应该拍点好天气的。”

 

20168月开拍,有些镜头记录下了北京的雾霾。“我觉得正好,这就是真实的北京。”耿栋对此并不介意。片中甚至还有一句调侃:在北京过完冬天,灰鹤会不会变成“黑”鹤。

 

“我们希望片子改变人们对于北京的基本认知,我们生活的城市水泥森林里,不只是有人。”耿栋说。

 

人类在城市里建造了建筑,但城市依然是个生态系统。古建筑、地标大楼在动物的眼中,也只是世界的普通角落。就像颐和园里常见的雨燕,竟会跋涉万里飞到非洲南部过冬。

在《自然北京》中,犹如贺岁片里的电影明星一样,动植物们匆匆但纷纷露了脸。虽然也有一级保护动物黑鹳、承载近代史故事的“四不像”麋鹿,纪录片的主角居然是小小的麻雀。

 

耿栋希望这个北京人“最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动物可以串起整个故事,拉近公众,“我们家门口的麻雀就是这样的”。

 

而北京的米店老板可能又不知道,家门口那些叽叽喳喳的麻雀,一年能偷偷吃掉米店100斤粮食。

 

但就是这些太熟悉的动植物,耿栋却发现相关科研太少。比如他观察到麻雀也有社会分层,胸前的黑块羽毛越大,地位越高,有权最先吃食物,别的麻雀都得散开。

 

“我们像孩子一样,想了解某种动植物的行为,至于它是不是十字花科,不那么重要。”但这种现象,他们找不到研究麻雀行为的科学家来解释。

 

类似的,刘心的同学、毕业于梅尼古特学院的谢宇斌正跟随央视拍摄中国近海的纪录片。在海口的红树林做前期调研时,他发现一只公蟹拖着母蟹,直到母蟹体力消耗殆尽,强行与之交配。

 

他用手机录下了这一段,查询英文文献,给全球的科学家发过去。不仅这种行为少有人发现,甚至认识这种眼睛额头发亮的相手蟹的学者都不多,而且只有拉丁名,居然还没有中文名字——这意味着此类红树林里很常见的螃蟹根本没进入科研领域。后来科学家给它们命名为“斑额近相手蟹”。

告别“黑镜头”

 

作为电影周的评审员,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夫马赫憋在宾馆里看了好几天电影后,终于有空去外滩走走。

 

看到耸入云霄的高楼和绚丽的夜景,“对一个小镇的农民来说,这真不可思议。”伊夫马赫调侃自己。不过他还是“职业病”地注意到陈毅广场上的垂直绿化,太热的夏季里,很多花草都干枯了。“如果它们都活着的话,对于城市的气候很有帮助,会有效降温。”

 

在伊夫马赫的概念中,绿色电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拍摄过程中尊重自然,其次才是传递绿色理念。

 

前者也是电影周上的共识。

 

2006年,因破坏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生态环境,电影《无极》剧组遭到了当时环保总局的通报和当地环保部门的处罚。

 

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自然摄影界的诱拍、巢拍(摄影机伸到鸟巢里去)等“黑镜头”还依然存在。“我们会尽量减少巢拍,这毕竟会干预鸟类的生活。在你家里放个摄像头,你高兴吗?”耿栋说。如果拍摄的画面前有植物挡住了,也只是拨开,而不是为了拍摄方便“剪枝”。

电影的观看过程也可以更环保。关注电影发行放映的艾维电影网总经理沈建国介绍,影院的装修可以不用那么豪华,少用真皮座椅,使用光效更高、更节能的光源,改变影厅的布局来增加隔音效果,以减少墙壁的厚度。

 

“剧组是一个短暂的集体活动,那么多人聚集在一个森林里拍戏,能不能不破坏环境?人可以假死,动物能不能不牺牲?”素娃说。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我们不想做成科教片”——首届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侧记。原创作品,转载须联系后台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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